吴尊友称国内疫情不会再现小高峰
这两天国内连续出现聚集性疫情,会不会再次出现疫情小高峰?天热能摘口罩吗?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我认为疫情不会再现小高峰。我们现在有了经验,只要发现病例,及时排查和追踪,很快就能扑灭疫情。
另外,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天热后病毒不再传播,不能完全摘掉口罩。
1、疫情后的新经济发展:从新零售到新服务
在2020年抗击疫情过程中,以到家服务、社区小店、生鲜电商、在线娱乐、在线医疗、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为特征的数字化服务方式,在保障社会基本生活、避免社会恐慌、防止疫情扩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疫情对服务业的在线化、模式创新化、服务分离化等进行了一次大的普及。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已习惯于在线解决各类生活服务需求,而各大生活服务平台、电商平台、在线办公平台、实体商超、实体服务店、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等在疫情的影响下,高度重视服务线上化,产生了很多的新服务模式。
现在回过头看,2003年的非典是中国的一次“新零售”启蒙,非典之后,以实物商品网上售卖为特点,到后来扩张到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新型零售业态,推动了中国零售业向新零售转型,并成长世界第一的电商大国。而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将是一次以生活服务的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融合化为特点的“新服务”启蒙。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新服务”将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新服务”发展的背景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中已居首位。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534233亿元,占GDP比重为53.9%。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日益明显。从2015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53%),到2018年时接近60%(59.7%),是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就业来看,服务业更是支撑我国就业的绝对主力。2018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5938万人,占比达到46.3%。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5515万人,第二产业减少1850万人,而服务业增加8248万人。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700万人,就业压力之大是近几年来最大的。服务业在稳就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但是,从服务业的生产率来看,普遍的观点是,当经济转向服务化阶段时,其生产率可能会趋于下降,这就是服务业的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问题。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是制造业的80%左右。对于服务业而言,大量的服务领域需要面对面人工服务,这是导致其生产率无法快速提升的重要原因。
服务业生产率问题在于服务业内部的繁杂性,这同样影响了其数字化水平。从总体上看,服务业的数字化水平是三大产业中最高的。2018 年,服务业数字经济比重为 35.9%,高于全部经济(27.6%)、工业(18.3%)、农业(7.3%)。但是,从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看,其数字化水平差异非常大。保险、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的数字化率超过50%,而餐饮业的数字化率仅为6.4%。从整体上看,2019年,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占比为45.9%。服务消费额为188947亿元,服务消费的电商渗透率为11.15%,仅相当于实物商品电商渗透率(20.7%)的54%。生活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仍然非常低。这是服务业整体生产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我国生活服务数字化的基础已经具备。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7.68亿,占网民整体的85.0%;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7.65亿,占手机网民的85.3%。这些巨大的网民规模,为我国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推动新服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新服务”发展也有现实需要。例如,餐饮外卖、生鲜电商、即时配送、预约服务等,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度,随着即时配送网络的不断完善,即时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将进一步提升消费品质,改变消费体验。城市布局原有的矛盾是在城市中心集聚齐全的消费设施,并大量集聚消费者,人群聚集会带来服务的便利,但人群聚集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交通拥挤、服务排队等不好的体验。而且在后疫情时代,人群聚集对防疫工作也会带来新的风险。生活服务全链路数字化,将解决这一核心矛盾,使城市布局模式得到改善。从城市交通来看,根据百度地图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城市交通报告》,城市交通出行目的地中,日常生活占了15.7%,休闲娱乐占了31.34%。二者总体占了出行目的的一半。而日常生活中,个人服务占据了4.08%,休闲娱乐中,购物占了18.51%,美食占了9.96%。如果能够推动这些生活服务行业的数字化,将有利缓解城市交通矛盾。
二、新服务的内涵
“新服务”并不是在服务业原有的统计范畴内增加新的服务门类,是相对传统的服务模式而言的一种新模式,是对传统服务的体验模式、交付模式、运营模式的一种更新。新服务的范围很广泛,既包括各种生活服务业的创新,也包括各种办公服务等方面的创新。
“新服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链路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
“新服务”不但是对消费端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导消费者形成线上消费、线上体验、线上支付,完成服务过程,而且是对服务的整个链路的数字化改造,从店面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的数字化与精准化,再到上门服务的精准化,再到服务资源的智能化调配,到店服务的及时排队系统等,都以数据为支撑,形成一个精准而高效的系统。
自2011年开始,业界曾经有过将服务业从线下搬到线上运营的尝试,到2015-2016年左右时,有一个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各种线上预订预约,再提供上门服务的热潮。这些尝试都遇到了较大的障碍。究其原因,主要是消费者习惯尚未形成,而且很多共享服务并非刚需,而很多商业模式只关注用户流量,服务链路数字化程度较低,无法与数字化的消费端形成高效对接,运营成本高等原因所导致的。
“新服务”从后端的链路改造入手,将数字技术直接赋予到各类门店之中,对服务业的供应链进行数字化改造,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使门店、服务业供应链与消费端的数字化高效对接,将解决曾经出现的问题,从而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在线化和智能化。
第二,从流量运营到全流程数字化运营。
早期的生活服务数字化,大多数从消费端入手,强调流量的价值,强调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引流。以生活服务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服务”,不是单纯地拓展流量,也不是单纯地将线下流量向线上流量拓展,而是通过全流程的数字化运营,提高服务的效率,持续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体验。
我国互联网平台在早期的运营过程中,强调流量运营,发挥互联网平台作为超级营销渠道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通过对流量的拓展,聚合消费者,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边际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的扩大与边际成本的降低。但是,流量竞争或者流量运营模式,在流量红利逐渐消除的情况下,流量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实体经营的企业在互联网上获得流量的成本越来越高,从而对在互联网平台上经营的企业形成了不利影响。而“新服务”强调以数字技术对传统服务领域供应链、生产链的改造,从而提升传统服务的供应效率,实现线下供应链与线上流量的无缝高效对接,从而在本质提升其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本地生鲜电商、外卖等服务,能够将生活服务平台数据与经营商家直接联结起来,为商家提供生产供应量等方面的指导,从而实现精准服务。而数字技术通过优化商家内部操作流程,与平台无缝对接,从而实现了操作效率的提升。
第三,“新服务”是对生活服务行业的平台化整合。
从发展趋势来看,对各类生活服务行业进行平台化整合正在成为一个趋势。例如,外卖平台正在集成生鲜电商、日用商超、在线娱乐等多种服务,并结合地图、在线票务等多种业态,强调对服务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形成生活服务的一个较为全面的闭环。
在原有的服务模式下,生活服务行业的供给和需求都非常碎片化,这不但要求供应能力的冗余,更会带来消费排队等现象,从而在降低了服务的效率,也给消费者享受服务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通过平台集成相关服务,实现平台化整合,能够减小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提高了服务的便利度。
第四,“新服务”改变了服务经济的一些固有特征。
一般认为,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而“新服务”利用数字化技术,使这种同步性日益减弱。以在线教育为例,现在将大部分的教育过程都可实现分时性,这样大幅度地增加了服务供给的柔性,从而为服务业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新服务”也能够部分解决消费者排队与生产能力过剩并存的问题。大量的服务过程是不可储存的,因此,商家的服务能力必须按照最大的客流量进行准备,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而消费者到店的随机性,也会产生消费者排队等候的问题,这降低了服务业的生产率,也破坏了消费者体验。通过数字化预约、门店智能化改造等,能够改善消费者体验。通过精准到家服务等模式,能够避免生产能力的过剩。
服务是一种体验性消费,对消费者而言,一方面在消费之前,对服务质量缺乏预期性,另一方面,在消费之后,对服务质量问题进行追索比较困难。而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使服务具有事先的质量预见性、事后的可追索性。
另外,“新服务”的平台化整合,对降低服务成本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而解决服务业成本增长刚性的问题。例如,通过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实现服务场所的共享、服务员工的共享等,能够有效地降低服务成本。
第五,“新服务”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也是未来电商行业、服务行业发展的方向。
2019年7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顺应群众需要发展“互联网+服务业”。而之前两天,在同专家和企业家就经济形势座谈时也提出了相同的命题。国家出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23部委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等,都提出了以数字技术促进服务创新的要求。
“新服务”通过提供数据分析、服务流程优化、客户开拓、线下配送等一系列服务,并将这些服务工具化、流程化,这极大地降低了互联网+服务的创新创业门槛,也减少了创新创业的风险,对于增加就业、提高社会服务的供给等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新服务的主要表现
一是销售端全方位上线,用户快速扩张。抗击疫情对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在疫情时期,由于无法通过原有的接触模式提供服务,使销售端全面在线化。例如,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020年初,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腾讯会议等互联网办公工具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教学工具,教育供给在线化趋势明显。
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超过50%的商超从线下体验消费向“配送+自提”、“团购与自提”等转型,即使主打线下体验的言几又书店、万达、大悦城甚至是中石油的昆仑便利店,也积极推进线上购买、即时配送等服务模式。而原来的外卖平台等专业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也积极将线上商超、生鲜配送作为新卖点,推动了其作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地位的构建。饿了么口碑疫情期间有10万家新增门店。春节期间,其北京外卖买菜订单量同比增长9倍,商超订单也同比增长超2倍。其他平台生鲜订单也都有2倍以上的增长。京东到家等原有电商平台也吸纳更多的商超入驻,提供更丰富的即时配送服务。
二是供应链全方位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生活服务业的特点是区位依赖性,很多服务设施可以在小区域范围实现垄断,因而其提升服务效率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有很多服务的产生具有随机性,供需难以精准匹配,经常出现服务资源闲置与排队等待服务并存的情况。“新服务”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LBS(基于位置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为实体服务店重组优化供应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利用价格、服务时间等多种方式进行精准组合,全方位调度服务资源,解决本地生活行业供需不均衡、不匹配问题。
例如,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等方式,结合店面的数字化技术,加上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上的服务资源调配系统,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灵活结合,科学合理安排服务资源,可以实现精准服务、准时服务,避免服务资源的浪费以及消费者的等待。例如,我国生鲜电商渗透率低,发展空间较大。我国生鲜电商的发展始于2005年。至2012年之前,生鲜电商主要以垂直专业电商平台为主。自2012年起,各大综合性电商平台逐渐加入生鲜电子商务领域,2015-2016年,生鲜电商成为资本的热点。但之后大量垂直生鲜电商平台纷纷倒闭,进入到一个消沉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改造不完全。
从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些行业来看,通过新技术打造无接触服务是解决其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以餐饮业为例,通过大力发展外卖等新模式,将使餐饮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并确保餐饮业的影响最小化。据统计2019年餐饮收入46721亿元,比上年增长9.4%;外卖规模预计将达6035亿元,增幅达30.8%,外卖用户规模预计超4亿人。而在餐饮业内部,需要考虑引进炒菜机器人等,在配送过程中,应积极推动“无接触配送”服务,减少用工密度与接触频率,减少交叉感染概率。
四、相关建议
在疫情期间,以生活行业数字化为代表,“新服务”正在兴起。“新服务”的发展,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对生活行业的数字化平台而言,需要从流量运营思路向B端商户效率提升思路转型,需要从消费资源汇聚向生产资源智能调配转型,需要从封闭运营向资源开放转型,实现“新服务”全生态的互动与互通。
生活服务领域具有聚合消费的特点,例如,健康、体育与养老,可以聚合在一起进行消费,这也需要平台进一步这些资源。整体而言,在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商家、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从餐饮业来看,外卖平台汇聚了大量消费者数据,能够为商家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提供分析基础,也能够为商家合理安排服务资源提供协助,但这方面的能力仍没有完全打通。
在供应链服务、服务资源集中调度、灵活配置等方面,有很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在疫情时期,很多生活服务行业自发地组织了“共享员工”等新的服务资源调度模式,但是,这只是一种临时性应急行动,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安排,如果长期化,需要在各种管理体制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对传统的线下生活行业商家而言,其提供了体验场所,将来可能会形成线下体验、线上购买、即时配送、平台资源调度、电商销售等结合的多重混合模式,这种模式,需要在利益安排等方面突破现有的模式,这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予以支持。
政府与平台企业合作,加快新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新服务”对新基础设施的需求。对“新服务”而言,重点不是流量红利的收割,而是新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新基础设施不但包括硬件,如5G、智能物流设施、物联网等,更包括各种软件、服务平台等。软件应该由各种“新服务”平台积极开发。通过政企合作,推进新基础设施建设。又如,无人配餐车、智能配餐柜、智能快递柜等设施,对新服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些设施的前期投资大、回收期较长,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在部分地区,可试点新服务相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化的相关政策。
从政府部门来看,重点要放在如何放松管制方面。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构建监管体系。针对服务线上化的趋势,要研究相关市场准入政策的问题。对在线娱乐、在线文化服务、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等各种新兴行业,主管部门积极研究更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市场准入政策,推动其有序发展,尤其是避免将线下僵化的市场准入政策直接套用到线上,给这些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要积极鼓励消费者扩大线上需求。要通过信用保障等多方面,打消消费者对在线消费的顾虑,使其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线上服务,从而实现本地生活的线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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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长沙5月12日电 题:中国商用磁浮列车逐级提速奔向贴地飞行梦
作者 付敬懿 徐志雄
“如果你在驾驶室,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速度,有一种在地面飞行的感觉。”说起商用磁浮2.0版列车,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磁浮总体设计师胡伟感叹,从1.0到2.0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是背后无数的技术攻坚。
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日前在长沙磁浮快线跑出160.7公里的时速,完成最高设计速度的达速测试,也刷新了短定子中低速磁浮运行速度的世界纪录,宣告中国商用磁浮迈入2.0时代。
“全球商业运营的中低速磁浮列车时速均为100公里,最高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验证完全属于‘无人区’。”胡伟说,测试成功意味着中国自主磁浮技术在中速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向贴地飞行梦想又迈进一步。
2016年5月6日,由中车株机牵头研制的商用磁浮1.0版列车,在中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长沙磁浮快线“起浮”开跑,4年间累计开行204511列次,运营总里程达380.04万公里。
商业运营经验的积累,也推动中国自主磁浮技术的更新迭代。2018年6月,时速160公里的商用磁浮2.0版列车研制成功,随即在商业运营线上启动验证。相比1.0版列车,2.0版悬浮能力提高6吨,牵引功率提升30%,速度提升60%,最大载客量提高到500人。
“从2016年7月启动科技攻关,我们集合中国20余家技术顶尖的磁浮单位,分24个子课题、6大子系统进行集智攻关。”胡伟说,按照方案设计、部件测试、总装集成、试验验证四个阶段,提速测试属于最关键的“收官”部分。
由于白天长沙磁浮快线要正常运营,提速测试只能在深夜进行。工程师在不突破安全限制的前提下,分阶段逐级提速,攻克中速悬浮稳定、车桥耦合、靴轨耦合等重大技术难题,克服测试时间短等、风险大等困难,每日还对相关线路进行检查和测量。
“每一次提速我们都做到车上、车下同步实时监控,对各项数据深入分析,确保均在安全范围内,再开始下一步测试。”胡伟说,按照时速100至120公里间10公里一级提速,时速120公里以5公里一级逐级提速测试,历时10个月才完成测试。
最高运行速度达到设计水平,车辆运行各项指标均符合规范要求,表明中国中速磁浮交通系统已具备工程化应用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机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友梅表示,目前中国已建立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试验验证到商业运营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商用磁浮体系。
时速100公里的磁浮1.0版列车适用于城区,时速160公里的磁浮2.0版列车适用于中心城市到卫星城之间的交通。目前,由中车株机公司牵头研制、适用于城际交通的时速200公里磁浮3.0版列车正在紧张生产中,预计今年内下线。
这款磁浮3.0版列车在技术上有全新突破,弯道通过速度更快、加速性能好,载客量也进一步提高。同时,列车还可实现无人驾驶,通过车地无线通信、在线状态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时诊断车辆、轨道、供电等多方面的故障,确保无人驾驶安全可靠。
“2.0版列车为轨道交通提供了一种新选择,但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大胆尝试,永远追求更舒适更便捷的交通体系。”胡伟表示,商用磁浮3.0版列车将填补全球该速度等级磁浮交通系统的空白,也是中国自主磁浮技术继续迈向“贴地飞行”的新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