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金基德凭借《圣殇》拿下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实现了韩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零的突破。金基德的国际声誉达到顶峰之后便呈抛物线状急速下降，风格过于抑郁、作品口碑差、性丑闻等因素困扰着他。
他的作品风格极简，关注社会边缘人物，内容充斥着大量性、暴力、血腥元素，自始至终都被排斥在韩国商业主流导演之外，尽管在西方有大量拥趸，但韩国本土观众对他的片子并不买账，经常恶语相向，“金基德是可以贱卖自己女人的恶棍”。他也回应道：“即使我现在死去，我也会马上得到人们的重新评判，甚至是那些讨厌我、否定我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转变态度，重新解读我的电影。”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金基德从小害怕父亲，特别是在餐桌上。给父亲递餐具，稍有不慎，夹杂着咒骂的咆哮便会袭来，“小王八蛋，长大后还能干啥？”无常的谩骂日复一日在餐桌上上演，令金基德深感不安，他通常只是胡乱扒拉一口饭便匆匆离开餐桌，肚子实在饿了，便在后菜园里偷拔一颗白菜充饥。少年的金基德就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父亲。他特别喜欢家中院子里的土屋厕所，那是他小时候逃避父亲谩骂唯一可以利用的空间。
在金基德眼中，父亲就像高高在上的皇帝，不时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向他发号施令，以至于小时候的金基德连开门和关门都要小心翼翼。
父亲每周都要去首尔的一家药店抓药，他的病对金基德来说似乎是一种安慰，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为了大哥的学业方便，金基德9岁时，一家从南部老家搬到了首尔附近居住，但背井离乡的结果换来的是失望，大哥被学校开除了，那一天，父亲对两兄弟说：“看来你们都不是学习的料儿，为了将来好有立身之地，还是早点去工厂学技术以后当厂长吧”。金基德必须无条件服从，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工厂生活。
20岁时，为了远离父亲，金基德自愿报名去了训练和生存环境以严酷著称的海兵队，本来以为进入了避难所，没想到真的入了伍，才知道那里的压抑和暴力绝不亚于父亲。5年之后，金基德退伍，拿起画笔，坚持画画。当时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大学毕业后就职三星、现代等大企业，而后渐渐融入中产阶级，但金基德所有学历教育加起来都写不够一页纸，别说进大企业无门，根本就是毫无立足之地。30岁时，自卑感加上期望再次逃离父亲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远赴法国深造美术。
三年后，金基德回国，偶然看到电影振兴公社贴出的剧本征集启事，于是开始尝试用三个月时间，写一出以法国生活为背景的故事。虽然最终落选了，但不甘心的金基德，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剧作家培训课程，结业时，他写的《画家和死囚犯》获得大奖，拿到奖金100万韩元后，他和朋友喝酒庆祝，一天花个精光。入行前两年，写作并没有给金基德带来丝毫收入，他一边写剧本，一边仍以画画为收入主业，每月大约有百万韩元进账。但这样让金基德倍感疲惫，有一天，他折断画笔，下狠心要在剧本创作上走出一条路。之后凭借剧本《二次曝光》《非法穿越》又拿到大奖。
《收件人不详》剧照。
金基德的父亲亲历过朝鲜战争，当时他全身几处枪伤，之后的几十年一直承受着后遗症带来的病痛，生活也因此变得索然无味。在海兵队服役时，金基德曾投稿《护国文艺》，依父亲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1000多页的非虚构类文学剧本，标题为“父亲的战争”。对于父亲的经历，金基德既无法憎恨他，也无法讨厌他，因为他也是受害者。在电影《收件人不详》（2001）中，治歆和父亲便是金基德与父亲的自画像。
父亲之前一直坚持每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纪念日）给国务总理写信，大致内容无非是要求国家再次做出补偿。但几十年来，他不断上访得到的回复只有冰冷的四个字：无据可查。或许，父亲将从国家那里受到的伤害和愤怒一股脑转嫁到孩子们身上。然而，金基德当导演之后，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有所转变，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便是有一个当导演的儿子，逢人便说：“知道金基德导演吗？他是我儿子，我还没好好教训这小子，他就长大了……”
你们有信心绝不看金基德电影吗？
金基德说，他身上与生俱来有一种懦弱。十五六岁时，拿着1000元去商店买900元的东西，他总是踌躇再三，当店家找给他100元零钱时，不知为何，他总会感觉抱歉。更小的时候，母亲给100元让他跑腿买东西，他总是希望要买的东西不多不少，刚好100元，这样就不用找零，看商店主人的脸色了。他对去商店常常心存畏惧，有一种受虐意识的妄想症，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父亲“不要给别人添一丝麻烦“这样的压抑性教育。直到现在，他还遵照父亲的命令生活，尽可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像他电影中的主人公，所有人的存在都像是为自怜和忍受煎熬而代言。虽然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但若快乐源自他人的痛苦，那便是不可以的，他宁可自虐。
《春夏秋冬又一春》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