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美国对全球的永久主导符合本国最佳利益。然而，只有当其他国家的行为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这些国家的事务才会引起美国的关注。去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美国优先”的逻辑下，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受到考验。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觊觎格陵兰岛，在俄乌问题上向乌克兰施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面临挑战。日韩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执政，也影响了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1月1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圆桌论坛，讨论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与盟国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中国社科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以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周弘从历史角度介绍了美欧同盟关系的演变。她指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二战后才全面建立的，体现为美国为主导，欧盟从属。美欧盟友关系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美国现在主张国家本体，与欧盟的主权让渡理念相悖。此外，美欧在制度、价值观及行为方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对欧洲越来越多的干涉，特别是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彻底激怒了欧洲人。
在安全问题上，欧洲没有能力与美国抗衡，实现战略自主还需5-10年时间。因此，欧洲目前只能通过经济上的妥协和对华政策上的靠拢来换取美国的保护。崔天凯大使表示，美欧同盟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总是利益共同体。“门罗主义”最初就是针对欧洲提出的。冷战后，北约维持至今的理由已经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强行维持这样的同盟体系会在内部带来许多分歧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