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来“赵府街副食店”，老北京人赵阿姨一边从布袋里掏出空玻璃瓶打酱，一边抬头环顾着店里的模样，“嚯~，还真是跟过去的一模一样，真香。”
与时下流行的复古装饰比，这间40多平方米的副食店算不得精致，但原貌留存。
墙上挂着的广告画里，还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莲藕粉、太妃糖、大前门牌香烟等商品；木质柜台的边角被磨得光滑，掉漆的货架、陈旧的手打算盘，都是沿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
店已经开了64年，曾是街坊们购置油盐酱醋的唯一去处，在经历了繁荣、萧条、自救、偶然成为网红点后，被冠上了“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的头衔。
住在五环、六环外的老北京人也纷至沓来，目的就是寻找这家留着北京韵味的老店，尝一口小时候才吃过的纯正“二八酱（两分芝麻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酱）”。
掌柜李瑞生守着老街坊们认可的麻酱、黄酱，在这里一站就是33年。
他也拒绝了各类商业合作。李瑞生觉得，这家老式副食店既然在自然经济浪潮下，歪打正着存活下来，就应该保存它原有的生态，持着几十年来街坊邻里的好口碑继续开下去。
“过去凭票限量供应的二八酱，还是这口味，如今管够。”
李瑞生为顾客打麻酱。新京报记者李木易摄
寻一口儿时味蕾上的麻酱
晚上6点，天已经彻底黑下来，来京的游客们收获满满，三五成群走出“赵府街副食店”。
热闹一天的胡同安静了下来。
老北京人赵阿姨拎着布袋子推门进店，掏出一个空玻璃瓶，转眼工夫，瓶里装好了麻酱。她这才想起掏出手机，对着李瑞生身后的酱缸和头顶上的广告画拍起视频，“这真是咱过去的那副食店，一点儿没变，瞧这老哥。”
她从手机屏幕后探出脸来，对着李瑞生笑着说，“大哥您再给演示下呗，您这打麻酱的手艺多少年没见过了。”
李瑞生没抬头，右手拿起一个瓶，左手提起架在麻酱缸上的长把圆头铁勺，勺头沾进麻酱里一舀、一拎，麻酱被带起后不偏不倚甩进了空瓶。两勺过后瓶子被填满，瓶口和外壁光溜锃亮、一滴未沾，仅用五六秒，动作一气呵成。
“瞧好了嗨，这儿是不是特有年代感”，赵阿姨对着视频自顾自地解说道。
赵阿姨家住菜市口，退休后生活清闲，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家店后，她和爱人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倒了两趟，就为了寻一口儿时味蕾上的麻酱。
连同麻酱一起寻到的，是鼓楼大街附近胡同里这家名叫赵府街副食店的地方。店外门脸与周边小店无异，但推门进入，里面的模样像是凝固了几十年的一幅老画，能把人抽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和副食店一样存着原貌的，是61岁的门店掌柜李瑞生。
不少和赵阿姨一样慕名赶来的老北京和外地游客，除了来买店里两分芝麻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二八酱”，还为了一睹李瑞生打酱的好手艺。
李瑞生一年四季身着湖蓝色劳动布褂，打酱、上秤、扒拉算盘，就是和副食店融为一体的旧时场景。他说，外人瞧着和谐，是因为手边都是他把玩了二三十年的旧物，和“老朋友”一样。
李瑞生。新京报记者李木易摄
繁荣、萧条、求生
李瑞生在这柜台边已经站了33年。
他还记得自己刚工作时店里的热闹场景。“那时候有现在的4个大，除了副食还有蔬菜、大肉、烟酒，售货员有20多个，天天热闹着呢。”方圆几条胡同里，1000多户街坊的油盐酱醋都得从这里买。
1992年废除票证后，蛋票肉票、粮本副食本这些都不再用了。市场活跃起来，个体户多了，外来的打工者都可以做起小生意，国营副食品店不再是老街坊们的唯一选择。
“人们爱往自由市场走，挑挑拣拣，砍砍价，我们这铁饭碗也不再那么光鲜。”
柜台后面的李瑞生感觉尤为明显。
店里生意日渐下滑。年轻的售货员也不再满足于这几步长的柜台，脑子活泛的下海经商，有门路的调离岗位找更好的去处，李瑞生哪里也没走，“我是一根筋，没想那么多，本本分分在这儿卖货得了。”
到了2000年以后，门店的生意越来越差了，李瑞生也清楚，这属于“自然淘汰”。
店里的其他类别逐渐退出，只剩下了副食组，售货员也由过去的20多人减少到了3人，当时已经40多岁的李瑞生是最年轻的一个。
新人少了，顾客也少了。副食店最萧条的几年里，李瑞生在维护旧时老客户的同时，也亲自登门找一些单位食堂联系长期业务，将东西送货上门，勉强维系着副食店的收支平衡。
直到2006年，仅有的两个同事退休后，李瑞生干脆和公司盘下了这家副食店，给单位上交租金后，自负盈亏。自己一人忙不过来，老伴从那时起正式半路出家，和他一起站起了柜台。
自主经营了，店里卖什么、怎么卖，李瑞生可以说了算，但他盘算来盘算去，也没把门店改造成当时满街流行的超市。卖的还是以麻酱、黄酱、咸菜为主的老几样，品牌也还是用惯了的那几家。
街坊们有口皆碑认准的东西，利润低不怕，李瑞生担心的是，店在街坊心里人气低了。
展柜上的留香园五香粉，外包装还和20世纪70年代那幅广告画上的一样，年轻人少有认识的，但李瑞生只卖这一种，“别的品牌一样规格都四五块钱，这个一包一块五，一样的东西，街坊们买个实惠。”
很多游客和老北京人都慕名而来。新京报记者李木易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