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学者黄灯以一部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让这个长期被遮蔽的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她不断回望那些孩子的人生，因此也获得了「回望的力量」。她说，当面对这些二本学生时，自己总是不断追问「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怎么来到我的课堂」。从2017年开始，她走进那些二本学生的家庭，看到了无数个奋不顾身托举家庭、托举孩子的母亲。
这些母亲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她们打着零工，常年在工厂做工，甚至有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为了打工，她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地图。她们用尽全力，将自己的孩子托举到了一所大学——很有可能，是一所二本大学，但正是这些学生，组成了中国劳动者的基石，这些妈妈，也始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
我叫黄灯，是一个毕业于二本院校，先后在广东金融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任教将近19年的大学语文老师。我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进到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在此以前，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和任何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发表一些好论文，多做一些课题，早点把职称评了，然后进到一个更好的大学去，像我的导师那样，当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
直到2006年5月17日，那一次上大学语文课，大家都知道南方经常会刮台风，所以当天我就叫我的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
20分钟以后，一个叫邓桦真的姑娘交上了一篇文字。我看过了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对我学生的看法，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东地区，他们的家境应该都不错，至少会比我的老家湖南要好一些，但是邓华珍所提供的信息让我意识到，其实他们背后的家庭，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光鲜。
从此以后，我就告诉自己，相比评职称、写论文，其实我能够跟我讲台下的学生很好地相处，能够带着他们好好地学习，有可能是我生命里面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职业生涯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么多年，我跟学生的相处，让我也慢慢地学会当一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