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但有人极其苛刻
2022年，我国的单身人口已突破2.4亿。由于婚恋观念以及经济的变化，许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停留在单身状态。而在单身群体相当集中的县城里，“红娘”行业逐渐走红，初入行的韩露也在一笔笔业务中摸索出了自己的方向。
红娘眼中的县城相亲市场，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娜娜本身也是一名红娘。她说，报名相亲大会的男女比例与她平常工作时感受到的单身男女比例差不多——单身男性多于单身女性。
娜娜感叹，现在县城里单身的人太多了，但是男女单身的原因并不相同。女孩单身大部分都是学历高、条件好的，而男生单身多是学历低、家庭条件不太好的。
比如，有些女生是公务员或在编老师，她们对男孩的要求就会比较高，要求对方也是公务员或者老师、医生这类稳定的职业。县里很多男性都达不到她们的要求，而能达到她们要求的男生又比较好找另一半。
娜娜举了一个例子，有位高中男老师，身高180公分，阳光活泼，非常受女生欢迎。但因没有编制，遭到女友父母的不满，最终有编制的女友和他分手。
如果男生是公务员或者有编制，他们对女孩的要求会适当宽松一些，比如不会强调女孩也得有编，但是会更在意女孩的年龄、外貌。“男孩看重年纪，女孩看重经济。”娜娜说。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单身的人正在变多，结婚的人正在变少。
近日，经济学家任泽平发文称，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已经连续八年下降。与此同时，初婚的年龄也大幅推迟。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这样的状况，不光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更广袤的县城。2022年，我国的单身人口突破2.4亿。相比县城，城市里的结婚难的原因，更容易被感知，也更常被社会关注——比如工作、生活压力、与家人的距离，都可以成为城市里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的原因。
然而，在聚光灯外，县城的婚恋状况有时会被忽视——县城婚恋市场里正发生着什么？它更容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卷入其中的年轻人，又面临哪些困境和考验？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于是，一些人选择走进婚介所，寻求红娘们的帮助。而在每一个县城的婚介所中，往往聚集着最迫切、最焦虑的那一批人，在TA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当下县城的婚恋困境。而县城红娘作为直接参与者，既是穿针引线之人，也是问题的见证者和解决者。
正如一位中部县城的红娘所言：“县城红娘不缺生意。”只不过，潜规则之下，难谈爱情。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生育魔咒
江西遂川县的秦志今年急着结婚，他34岁了。
从相亲第一次见面，到见家长谈彩礼，只花了不到10天。父母急得很，对红娘撮合的女方挺满意，只有一个问题除外：“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不能生小孩？”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遂川，是江西吉安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县城许多人会选择年轻时外出打工，等攒够了买房结婚的钱再回来。秦志也是如此。他之前在温州工厂打工，一直干到了高级技工，现在才开始考虑结婚的事。这在他们县里算晚婚的。在他家里，有个早已结婚、娃都上学了的哥哥。现在，压力都来到了秦志的身上。
红娘刘玉莹是一名80后红娘，她在遂川县做这一行已经两年多。她梳着黑色短发，戴无框眼镜，看起来利落、干练。早年间，她去过很多地方，杭州、义乌、东莞和北京，做过财务，也去中专当过老师。在县城，她已经算是阅历丰富，常被人评价“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做红娘两年多来，闯出了名气，只要坐在店里，为结婚发愁的人就会不断上门。多的时候，一天能谈八九单生意。至于价格，实行“会员制”，先付款，再服务，“999元，介绍六组相亲对象，一对一定制，全程提供辅导”。
但服务的人多了，她也发现，当地男多女少，找媳妇正成为一件难事。比如，会员里，哪怕是身高1米75，条件还不错的的秦志，尽管找到了感兴趣的女方，但依然卡在了生育问题上。
女方也是遂川人，比秦志大一两岁，自己开了家小店，结过婚，有个儿子归了前夫。她目标明确，“只要未婚的”，如果对方介意她离异，“不愿意接触就拉倒”。
红娘刘玉莹觉得，这个女人大方、自信、独立，这在县城里并不多见。但刘玉莹也很清楚，在县城婚恋市场的潜规则里，同样是离异，也存在差别，而这个女人，正属于比较弱势的一类。
县城的众多婚恋潜规则，是当地人绕不开的大山。比如，其中一个偏见是，对于离异的女性来说——“没小孩最好，有女儿也没事，最麻烦的是带个儿子。”
这颇为荒唐。因为一些男方家庭单方面觉得：“女儿是往里拿钱的，儿子是往外掏钱的，（女方）带着儿子，日后少不了负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像这样，在县城，关于生育的许多规矩都如同魔咒，锁在许多家庭的头上。刘玉莹这些年接触了非常多的人，她发现，许多家庭之所以选择早结婚，目的也是为了早生育。今年过年时，刘玉莹刚刚介绍成了一对00年的小两口。女方是幼儿园老师，22岁。当地红娘圈有一种不妥、但很流行的说法：“00后，黄金年龄；90后，趁早抓紧；80后，无人问津。”
河南驻马店平舆县的27岁红娘张慧，她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如今，她手里的00后会员越来越多，有的是自己来的，也有相当多是父母帮忙注册的。
她能理解这种急，几年前，她刚刚从郑州大学毕业，父母立马把相亲提上日程，她家是开建材店的，遇到的每个顾客，父亲都会问问：“你家有没有合适的男孩介绍给我姑娘。”大伯、小姨一干亲戚也跟着忙活，“只要年龄合适，有个工作，就可以找来相亲了”。
面对长辈的好意，“不见不合适”，但见了十多个，一个没成，反倒是相亲经验因此提高，给日后她做红娘打好了基础。
张慧是幸运的，最终，她在父母挑选的一群人当中，“选中了自己喜欢的”。张慧长了一张圆脸，声线也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能让人信任。她觉得相亲的确给自己带来了帮助，于是做起了县城里的兼职红娘。走在县城里三纵三横的大道上，她常常会突然被叫住，来人拉着她的胳膊，忙着拿手机扫码，再三嘱咐她“一定要给我家孩子介绍个对象”。
结婚早、生娃早，对很多县城来说，历来都是习惯。比如河南南阳下面县城的一个86年的女子，37岁就当了奶奶，她高中辍学，去北京、上海打工，跟同乡的丈夫认识之后，19岁结婚生子。现在，刚出生的孙子比小儿子只小了7岁。
但如今，这个习惯正在面临挑战。比如26岁的宋何燕，在她选择挑战这个习惯之前，她所在的县城里，很多人都选择早婚。她的表妹才21岁，已经定亲，这已经算晚的，更小的堂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发小们，大都十八九岁结婚，“先不领证，只办酒席，身边人都这样”。
“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领证。”宋何燕说。
许多年轻人抵抗习惯的方法，是选择离开县城，更愿意到大城市去。而留在县城，意味着只要一毕业，无论高中、大专还是大学，都会在父母的焦虑之下，联系到县城红娘，开始相亲、结婚、生育。
相比之下，在一些红娘眼中，像宋何燕这样的才是个例。宋何燕从小学习好，是她周围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一路读到今年，正在上研三。每逢过年，一家人围坐，亲戚一催婚，父母就用“还在上学，不用着急”应对，但奶奶不吃这套，盘着腿指着她数落，说她26岁了，还没结婚生育，“实在不像话”。结婚书连降8年但县城红娘不愁生意。
但她不想现在结婚。在家里，她会被指责“白读了这么多书”。因此，毕业后，她不打算回县城，要去更远的上海或杭州工作。“逃得远远的，才不会被拉去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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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男30女的集体相亲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男女有别
但关于生育的魔咒，只是禁锢在县城适婚青年们头上的第一层束缚。在这之后，男女双方不对等的评价体系，则让这个寻找合适伴侣的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在许多县城的婚恋市场里，存在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比如，最受长辈们认可的，常常是公务员，或者其他有编制的工作。但在这一点上，男女是有区别的。
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在相亲中，往往选择权更大，尤其是男性。以至于一些人甚至因此“过度膨胀”，定下过于严苛的择偶要求。
这一点，刘玉莹颇有体会。她手里有一位85年的男会员，在有编制的单位工作，个子一米七左右，有轻微的秃顶。但他的标准蛮高，其中一项决不妥协，必须是90后，“连89年的都不行”，而且要漂亮，“得是大家都认同的那种大众意义上的漂亮”。
接连相看了十几个，始终没有相中，每次的回复都是，“我觉得不太合适”。刘玉莹听得明白，这只是他的委婉说辞，“就是觉得看不上人家”。
当红娘两年多，刘玉莹遇到的最苛刻的一个会员，是一个捧着一大摞证书来征婚的人。
来人叫吴利文，他一进门，刘玉莹脑子里的资料库自动开始运转——看起来175cm以上，身高够了；长得挺干净、清秀，模样不错；蛮年轻，应该不到30岁。
就在这时，刘玉莹的判断和筛选被打断了，因为吴利文坐下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带来的证书，铺满一桌——研究生证书、奖学金、获奖证书……刘玉莹目瞪口呆，听到对方介绍自己，90后，在医院工作，有编制，早些年在浙江的大医院，刚刚考回老家，房车都有。
对方特别强调，在找到红娘之前，家里的亲戚已经介绍过一圈适龄女生，可惜一个都没成。
听到这，刘玉莹问他：“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回答她的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孩，倚坐在木制的推窗前。吴利文说：“这是我前女友的照片，长得要清秀、好看，看起来也得有气质、有内涵。”
刘玉莹概括地形容：“他想要的是林黛玉那一款，或者是刘诗诗。”
然而，与有编制的男性不同，在县城，如果一位女性太过于优秀，她常常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刘玉莹在实践中也发现，不少有编制的女孩，她们的相亲要难上许多，最大的难点在于，跟她们差不多优秀的单身男性，在县城本来就不多。
苏曼是江苏北部县城的一名语文老师。研究生毕业之后，她听了父母的建议，回到县城老家工作。这几年里，她陆续给自己新买了房，又提了车，父母都有稳定收入，于是开始催婚。
但在县城，她的相亲路有些不顺。一个从大城市考回来的、有编制的男生，显得颇为傲慢，比起相亲，更像是面试，问她高中、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哪读的，房子在哪个小区，有多少存款，5年内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说到最后，对方手指向苏曼斜后的方向，顺着看过去，是一排排建成没几年的居民楼，他告诉苏曼，这里是最好的学区房，“我打算以后住在这儿”。
这个男生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不少人排队跟我相亲。”话里话外，反复在苏曼面前表现出一副不露怯的样子。回去后，两人再也没联系。
后来，苏曼也不再执着于编制，对方学历不如他，她也愿意接触。有一次，一个专科毕业的男生，对方带她逛公园，压马路，唯一的花销是两杯奶茶，还是苏曼付的钱。
还有个正在做生意的高中学长，特意约在下午，这样不必吃午饭和晚饭，两人的相亲地点，是商场中间的休息椅。见面之后，除了早中午发一句，“你干嘛呢？”之外，再无联系。过了一周，男方还向红娘抱怨：“女生不够主动。”仔细问过才补充了几句，说是见面那天，看到苏曼的手腕太细，太瘦了，“看起来不够有福气”。
这样的不对等，也并非某一个县城的困境。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写过一篇《县域体制内的“剩女”》的论文，对县城女生婚恋进行过调查，她发现，源于家庭对于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优秀的女生回归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生。有些时候，“由于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想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青年为婚配对象，但在县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无法满足这一择偶要求。”
最后，每次相亲回来，苏曼都一五一十复述给父母听，让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消极抵抗”，而是真的不合适。次数多了之后，父母渐渐理解，不再催婚，让她得到了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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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自测评分表。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