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但刘京华（化名）的女儿就已经惦记起烟花了。去年，同事从老家回上海，给刘京华捎来两把仙女棒。她和老公带着7岁的女儿吉吉一起开车去江边，久违地放了一次烟花。
这也是吉吉第一次看到“能自己放的烟花”。
自2016年《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条例（修订草案）》实施以来，上海内环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虽然刘京华家在上海外环，并没有完全禁放烟花爆竹，但烟花限购政策下，外环9个区只有9个销售点，且只售卖鞭炮、高升等产品，并没有刘京华童年记忆中那些五花八门的烟花品类。
同样是2016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正式开始营业。
2017年，两岁的吉吉躺在婴儿车里，在迪士尼城堡前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烟花秀：华美、优雅，但遥不可及。
与之相比，仙女棒星星点点的火光稍显微弱，但吉吉却很喜欢。或许能握在自己手里的烟花，有着特殊的魔力。元旦还没过，吉吉就问刘京华：
新年还会不会放烟花？
这一问倒难住了刘京华。她拿手机简单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这几年还在放烟花的上海人，大多都要驱车几十公里，前往江苏跨省购买烟花。
在考虑了昆山、启东等好几个烟花批发厂之后，她最终选择了位于常熟的宏康烟花厂。过去一年，靠着抖音和小红书引流，宏康烟花厂已经晋升为包邮区的网红烟花厂。
逼近春节，厂区门口每天从七点开始就排起了长龙。
（来源：抖音@今日江南）
来这里排队的顾客大部分来自江苏、上海。很多人都和刘京华一家一样，为了买烟花驱车一两个小时、排队两个小时起步，来回一趟要耗掉一整个白天。
虽然名曰“烟花厂”，但宏康的烟花售价并不便宜，很多品类和零售点的售价不相上下。比如网红烟花“加特林”，一年前宏康售卖的单价是60元，如今已经涨到120元，且需要消费达到1000元以上，才能限购2支。
排到刘京华的时候，很多网红品类已经售罄，但她还是林林总总买了小一千的烟花：“排了这么久的队，人那么多，感觉有一种不买就亏了的氛围。”
但这也不完全是冲动消费。刚从新冠恢复没多久的刘京华觉得，疫情政策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得过得有声有色一些。而烟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今年和刘京华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少。原因之一，是部分地区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松动：比如大连规定除夕当天市民可以不限时燃放烟花；在山东东营、滨州两地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政策改变和节庆情绪的推动下，今年年底烟花行业格外红火。而宏康这样的网红批发点只是烟花行业忙碌的冰山一角。
“花”开浏阳
如果刘京华随便拿起家里的一盒烟花，细看它的包装盒，就会发现，自己跨省拉回来的一车烟花，产地并不在江苏常熟。
所谓的“烟花厂”实际上只是个经销商，这些烟花的真正源头，在湖南浏阳。
浏阳位于湖南东部，毗邻江西。这里是中国花炮产业最集中的区域：浏阳与同处湘赣交界处的醴陵、上栗并称为中国花炮产业的金三角。这里的山地富含硫矿，是制作火硝的重要原料。
包括浏阳在内，湘赣边界这几个以花炮产业为生的县城里，都流传着花炮祖师——李畋的传说。人们相信是李畋在唐朝发明了爆竹。经后人继承，花炮业才在宋朝逐渐成熟壮大。
关于李畋的传说很难找到可靠的史料依据，但上栗、浏阳、醴陵都争相认领李畋的祖籍：三地分别建有李畋公园、李畋墓和李畋庙，且在本地各落成了一座李畋铜像。
花炮金三角认领祖师爷之争，从侧面反映了花炮产业对它们的重要性。抛开史料，仅从数据上看，这三个县城中，浏阳的花炮产业，是目前发展得最为成熟的：
2021年，浏阳的烟花产值达到262亿元，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内销总额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
也就是说，在中国，每点燃两个花炮，就有一个来自浏阳。
浏阳的花炮产业始于唐、兴于宋，到了清光绪年间，农闲时从事花炮生产的浏阳人已有30余万，最高年产达25万箱，并且有大量花炮被运到港澳出口、远销南洋。
但浏阳花炮现代意义上的兴盛期，还要从改革开放算起。
阳花炮非遗传承人、湖南庆泰花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蔚德回忆起童年时，总是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花炮味：从小，他就跟着父辈做鞭炮，学着插引线、扯花炮筒子。
到了十四岁，他和身边很多年轻人一样，选择进入花炮厂做工，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1986年创立自己的鞭炮厂，成为彼时浏阳两万多家花炮企业的老板之一。
禁放的重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浏阳的花炮企业虽然遍地开花，但大多属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农闲时，全家老小都在家里制作烟花爆竹，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也罕见有效的安全措施。
（早期的花炮作坊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