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84年，北京“养鸡状元”买了一辆丰田小轿车
现如今，小汽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常见的代步工具。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交管部门的统计表中都少有私家车这一项。从无到有，再到普及，小汽车以飞快的速度“驶入”北京人的家庭中。
鲜见私家车的年代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的所有统计表中，很少有“私人轿车”这一项。极个别的那也是社会知名人士确有需要，经过特批才有了私人用车。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街上跑着的小汽车都是公车，例如苏联伏尔加、大吉姆，美国的别克、雪佛兰之类的。
上世纪60年代，北京街头出现了一种出租小轿车。人们要用出租车须提前预约，但每公里二毛多钱的车费，足以使打车者心慌气短，非“事关重大”绝不敢问津。那时坐小汽车对老百姓来说，是一种了不得的高档消费。
后来北京有了“212”（北京吉普）。草绿色的“212”是北京生产的准轿车，成为一种体面入时的坐乘，当时是基层领导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不少市民在“212”上获得了坐小汽车的第一次体验。（2000年6月16日《北京日报》9版，《普通人的轿车梦》）
个人买车放开了
1978年以前，我国私人汽车的数量几乎为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有人揣着大兜“票子”走进汽车贸易公司，询问个人可不可以购买汽车。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关部门向上请示，终于得到了“允许购买”的明确指令。至此，在中国这个自行车王国里，私人汽车才真正开始发展，走入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中。
1982年，在一次非正式的统计中，北京有了私人汽车64辆。
1984年，昌平北七家农民孙桂英家就买了车。
1984年，“养鸡状元”孙桂英（左一）家购入了一辆丰田小轿车。图为她和家人在车旁留影。李晞/摄
改革开放后，孙桂英凭借着党的好政策，贷款养鸡。她家平均每年能卖鸡蛋2万斤，一年收入少说也有一万元，成了北京农村第一家万元户。为了方便运输跑买卖，家里不仅花1000多元钱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还花七八千元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小轿车，又和别的养鸡农户合伙买了一辆小货车“121”。孙桂英后来回忆说，“俺家买车的事儿当时还很轰动，报上说俺家是全国第一个买轿车的农民家庭。”（2004年8月12日《北京日报》12版，《邓小平与农村改革》）
1984年，民警正在对新司机进行场地桩考科目考试。刘英毅/摄
1986年1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第一次给私人小轿车单独立项，一辆一辆数的结果，已达759辆。到年底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789辆！此后私人轿车的数量不断增长：1987年年底为2431辆，1988年年底为3805辆，1989年年底为5120辆。
最早开上私家车的，除了孙桂英这样的农村专业户，还有文艺界、体育界名人，企业经营者，个体户等。
最初买车的不少人都看好菲亚特126P。这款车非常小巧，因此有了“扒地虎”“大头鞋”“甲壳虫”等绰号。菲亚特126P刚刚引进时市场零售价格为八九千元人民币。这在那个年代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
1988年，本市一位普通市民花几千元购置了一辆菲亚特126P小汽车，在当时可是大新闻。
1990年8月4日本报2版《私人轿车诙谐曲》中这样评价，“在现阶段的中国，小轿车已经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国民的最新追求。”“在北京街头奔驰着的数千辆私人轿车，把车痕留在大地上，循着它们的辙迹，就看到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矛盾，种种困扰，种种喜悦，种种希望。”
普通家庭掀起购车热
1998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5版